“過去我們分析宏觀經濟經常把供給側和需求側對立起來，但實際上，兩者完全可以統(tǒng)一考慮，也就是李克強總理最近在講的，要在供給側和需求側同時發(fā)力?！薄忠惴?BR>　　如今全社會都在熱議結構性改革，各行各業(yè)也在談本行業(yè)內的供給側和需求側改革，究竟這個概念與我們的生活如何息息相關？北京大學結構性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在接受《21世紀經濟報道》記者專訪時，重點闡明了關于結構性改革幾個觀點。
　　與國內許多經濟學家不同，林毅夫既目睹了臺灣的經濟起飛，又親歷內地的改革開放，后來在世界銀行擔任首席經濟師兼副行長時，穿梭于西方發(fā)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之間。因此，他對中國的研究始終從全球視野出發(fā)，既有對發(fā)達經濟體透徹的理解，同時又對發(fā)展中經濟體的現狀和問題有深刻認識。
　　“這輪經濟下滑主要是外部性、周期性的因素造成?！边@一觀點并非主流，但林毅夫堅信不疑，他通過全球橫向的數據對比來說明這一問題。按照這一判斷推導政策，他認為，穩(wěn)增長需要擺在更重要的位置。
　　近年來，他提了許多對中國經濟的灼見，但不少被外界誤解。如對于未來中國經濟可能保持的增長速度的判斷、強調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以及產業(yè)政策在經濟轉型升級中的作用等等。在專訪中，林毅夫多次提到，“不要把嬰兒和洗澡水一起倒掉”，即不能因為政府干預可能失敗，就不需要政府發(fā)揮作用。
　　他認為，很多對宏觀經濟錯誤的認識被主流經濟學所誤導，而新結構經濟學恰恰是建立在包括中國在內的發(fā)展中國家發(fā)展經驗上的新理論，是對過去發(fā)展經濟學中的結構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超越。
　　
經濟下行的主要原因是外部性和周期性因素
　　《21世紀》：你對近年來中國大陸的經濟增速下行一直有不同的認識，認為主要原因是外部性和周期性因素，而非內部的體制性因素。
　　林毅夫：對于一個發(fā)展中的經濟體，在國內的改革中確實存在許多需要改革的體制性、機制性的因素，但是這輪經濟下行的主要原因是外部性和周期性因素引起的。因為從全球來看，無論是發(fā)展成熟的新興經濟體，還是高收入經濟體，也都普遍出現了經濟下行，而且很多國家下行的幅度比中國還要大。比如，巴西2010年的經濟增長速度是7.5%，但是2014年只有0.4%。印度也是一個十億人口以上的大國，2010年的增長速度是10.3%，當時我們是10.6%，基本處于同一個水平，但是根據世界銀行的統(tǒng)計，2014年是7.4%，和我們去年7.3%也差不多，而且印度在2012年改變了GDP的統(tǒng)計方法，從而提升了2個百分點的GDP，如果按照過去的方法，實際只有6%左右，比我們還要低。
　　再看一些高收入經濟體，尤其出口比重比較大的經濟體，比如韓國，2010年增長速度是6.5%，2014年也只有3.5%，跌去了一半。臺灣地區(qū)2014年是10.8%，2014年也只有3.5%，跌去了三分之一。新加坡現在的人均收入接近6萬美元，比美國的水平還高，2010年增長速度是15.2%，2014年也只有2.9%，下跌幅度比我們還要大。
　　這些經濟體都出現了普遍的經濟下行，而且下滑幅度比我們大，那么總不能說都是我們所講的體制機制、增長方式的問題吧？
　　
解讀：
　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最新的預測中下調了2015年全球經濟增速，這主要是發(fā)達經濟體復蘇并不樂觀，而新興市場國家經濟明顯下滑，甚至俄羅斯、巴西等地區(qū)出現了衰頹。在2016年，全球經濟與即將出現緩慢復蘇，但復蘇并不明顯，整體經濟形勢仍然低迷。
　　《21世紀》：那么，全球經濟普遍下行的原因是什么？
　　林毅夫：美國經濟并沒有完全復蘇，過去美國的經濟增長率平均是3%，現在還沒有恢復到3%的水平，而且
　　2016年能不能達到3%也不好說。美國的失業(yè)率5.1%雖然與危機前水平相當，但是美國的勞動參與率低了3個百分點左右。因為對勞動者來說，如果一個月不去找工作，就相當于退出了勞動力市場，就不在失業(yè)統(tǒng)計里面，但不去找工作的原因是找不到合適的工作，如果把這部分人口計算在內，失業(yè)率可能會達到9%、10%，還是高失業(yè)率的狀況。從2008年到現在，發(fā)達經濟體還沒有進行真正的、必要性的結構性改革。歐洲的情況更不樂觀，美國的情況還是要好一些。
　　從1979年到2014年，中國出口的平均增速是19.4%，但今年前三季度的出口增速卻是-1.8%。2008年以后投資建設的項目現在基本上都建成了，但是國際經濟并沒有恢復，如果沒有新的反周期的投資項目的話，投資速度和經濟增速當然會下滑。
　　
未來中國增長主要靠什么？
　　《21世紀》：既然出口已經成為增長的拖累因素，并且未來外部環(huán)境大改善的可能性不大，那么中國增長主要靠什么？
　　林毅夫：從三駕馬車來分析的話，一個是投資，一個是消費。在這兩者中哪一個比較重要呢？過去中國經濟增長主要是投資拉動的，所以現在要轉變?yōu)橄M拉動經濟增長。我認為，消費確實非常重要，但消費增長的前提是家庭收入不斷提高，而收入的提高依賴于勞動生產率的提升，靠的是技術創(chuàng)新和產業(yè)升級。技術創(chuàng)新、產業(yè)升級和交易費用不斷下降都需要投資。有效投資會改善我們的總供給，帶來產業(yè)結構的不斷升級，同時居民的收入水平也會不斷提高，這樣消費也會提高。過去我們分析宏觀經濟經常把供給側和需求側對立起來，但實際上，兩者完全可以統(tǒng)一考慮，也就是現在李克強總理最近在講的，要在供給側和需求側同時發(fā)力。我們不能簡單地把投資等同于凱恩斯主義，不能用發(fā)達國家的理論來套國內的政策。
 　　
解讀：
　　在大宗商品需求和價格出現下降的背景下，不少地區(qū)出口遭受重創(chuàng)，不僅僅出現在新興市場，也出現在發(fā)達國家。不少國家為了提振經濟和解決本國就業(yè)問題，提出制造業(yè)回歸等政策，這也造成出口壓力。
　　全球經濟似乎進入“死循環(huán)”，為了突破，多數國家都在進行改革，特別是結構性改革，以改變目前的增長驅動力。除了改革則是技術創(chuàng)新，創(chuàng)造出新的消費需求。
　　《21世紀》：未來重要的投資增長的空間在哪里？
　　林毅夫：總的來說，主要是四個領域：產業(yè)升級、基礎設施建設、環(huán)保和城鎮(zhèn)化。雖然現在我們有不少產業(yè)出現了產能過剩，比如鋼筋、水泥、平板玻璃等，但都是中低端產業(yè)，可以往中高端升級。2014年，我們進口的制造業(yè)產品就達到1.3萬億美元，這些大多是附加價值較高的產業(yè)，這是非常好的投資機會。
　　這些領域的投資能夠提高生產力水平，降低交易費用。這也是我們和發(fā)達國家不一樣的地方，發(fā)達國家不容易找到高經濟回報的投資領域。而且，從負債水平來看，我們的負債率遠比一般的發(fā)達國家低，民間儲蓄、外匯儲備規(guī)模龐大，因此關鍵是如何把這些有利的機會結合起來運用，改善我們供給結構和產業(yè)結構。這些條件用得好的話，我們達到6.5%以上的經濟增長完全有可能。
 　　
解讀：
　　“十二五”期間，總計獎金萬億元的投資用于治理大氣污染；而根據環(huán)保部最新的官方說法，“十三五”期間，環(huán)?？偼顿Y將超過17萬億元。治理投入明顯翻倍，我們期待實際效果。
　　
產業(yè)政策應主要是降低交易費用
　　《21世紀》：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提出了“產業(yè)政策要準”，這也是以往沒有提過的。在你看來，未來中國的產業(yè)政策應該怎么走？
　　林毅夫：我們現在的人均GDP只有7000多美元，這代表了我們的勞動生產率水平，和發(fā)達國家還有很大的差異。那么，我們的技術創(chuàng)新和產業(yè)升級就還有很多的空間。
　　我把我們的產業(yè)分為五種類型，我們應當根據不同的產業(yè)類型施以相應的政策措施：
　　第一類是處于世界前沿水平的產業(yè)，比如家電行業(yè)，需要通過自主研發(fā)進行產品技術創(chuàng)新，以保持世界領先。第二類是勞動密集型的產業(yè)，這些領域的優(yōu)勢已逐漸喪失，絕大多數加工企業(yè)可能要轉移到海外工資水平比較低的地區(qū)去設廠，將GDP變成GNP。少數企業(yè)要轉向建立自己的銷售渠道，打造品牌，并加強對研發(fā)的投入。一些產能過剩的行業(yè)，在其他國家需求還很好，也需要幫忙轉移出去。第三類是處于追趕階段的傳統(tǒng)產業(yè)，中國與發(fā)達國家的差異依然很大，可以繼續(xù)采取技術引進、消化、吸收和再創(chuàng)新的戰(zhàn)略。第四類是手機、互聯網等新產業(yè)，研發(fā)周期特別短，資金需求不多，可以采取彎道超車的辦法，利用我國的優(yōu)勢，與發(fā)達國家直接競爭。第五類是資本投入特別大、研發(fā)周期非常長，且關系到國防安全的戰(zhàn)略產業(yè)，需要政府財政直接提供支持。
　　《21世紀》：中國的產業(yè)政策經常會出現中央一鼓勵、地方一窩蜂的重復建設情況，而且很多是為了獲得政府的補貼。如何避免這種情況出現？
　　林毅夫：我談的是產業(yè)政策從來不談補貼，我談的是因勢利導。政府要做的是降低交易費用，如基礎設施建設、人力資本培育、金融環(huán)境和法治環(huán)境改善。如何避免一窩蜂的現象出現呢？首先，各種要素價格要反映要素的稀缺性，這才能反映比較優(yōu)勢所在。第二點就是對第一個吃螃蟹的人給予外部性補償。
　　政府為什么要給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外部補償呢？因為一般發(fā)達國家都有比較好的專利保護，但是大多數發(fā)展中國家并沒有很好的專利保護，因為它還處于技術引進和吸收的過程之中。因此，在發(fā)展中國家，如果企業(yè)創(chuàng)新成功了，也沒有壟斷利潤，很多模仿者就會跟進來，成功的好處大家共享。但是失敗的話，風險就全是自己的。但是如果沒有第一個吃螃蟹的人，怎么有產業(yè)升級呢？我們看到，沒有一個成功的國家沒有政府的因勢利導。華盛頓共識以后，拉美最成功的國家是智利，但是智利有三十年沒有新的產業(yè)，因為沒有新的產業(yè)，勞動生產率沒法提高，勞動者收入也沒辦法得到提高。
　　我提的給予外部性補償也就是幾減幾免而已，這種補償是在企業(yè)有盈利以后，對公司所得稅的優(yōu)惠，這是相當有限的，除此之外并沒有金融的補貼。
　　政府干預確實可能造成失敗，但不能說因為政府干預有失敗，就不要政府，這是把嬰兒和洗澡水一起倒掉。因為如果政府不發(fā)揮作用，就必然會失敗。

21世紀經濟報道